库里五十七分_库里五十一分
1.比尔有可能超过科比81分记录吗？
2.刘墉是罗锅吗？
3.有谁知道康熙的十三子胤祥的生平事迹？全部的！求大神帮助
全明星投票的第一轮结果出来了，詹姆斯排在西部前场的第一位，库是排在西部后场的第一位。库里的选票比詹姆斯多了将近五十七万票，詹姆斯还能不能逆风翻盘成为全明星票王？我个人觉得，詹姆斯本赛季翻盘的可能性不大了，因为全明星选票的话他不看球队战绩，也不看你的个人数据，球迷喜欢你他就投给你，拼的是球员个人的人气和球队的人气。
球员个人的人气，我觉得这詹姆斯和库里差不多，詹姆斯最巅峰的时候，他的个人气在整个nba无人可以匹敌，但是詹姆斯现在毕竟老了，又经过了这么多球队，而库里的人气是越来越高，因为人们对三分球的认可度越来越高，所有的球员都开始投三分的时候，库里作为改变这个时代的伟大的三分手，肯定是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和欢迎，所以在个气这一块，詹姆斯和库里差不多。
但是在球队人气这一块，湖人队和勇士队有不小的差距，湖人队之前是nba联盟有名的豪门球队，个人气在nba也是独一档的存在，但是最近几年，总感觉湖人队的球迷开始下降，还好詹姆斯来了，如果詹姆斯不来，湖人队球队的人气下降的会更多。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本赛季安东尼戴维斯他第一阶段全明星的投票，仅仅是排在西部前场的第六位，这在之前的湖人队是不可想象的，像安东尼戴维斯这个级别的球星，加上湖人队，肯定是全明星首发的存在，但是现在他个人的表现不行了，球队对于他的加成就特别小，湖人队真的是在走下坡路。
反观勇士队，勇士队球队的人气简直是太好了，库里排在西部第一位，毋庸置疑，维金斯、追梦格林在西部前场的排名都是在第四、第五位，并且和排名第三的保罗乔治差距不大，有可能维金斯就替代保罗乔治进入首发了。还有就是克莱汤普森，克莱汤普森本赛季一场比赛未打，现在在西部后场中排名第四，太阳队作为目前为止战绩全联盟第一的球队，他们的当家球星保罗和布克仅仅在西部后场中排名第五到第六位，所以说我觉得从球员个气和球队人气上来讲，詹姆斯本赛季很难反超库里。
比尔有可能超过科比81分记录吗？
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“刘罗锅儿”，因为他为官“忠君、爱民、清廉”，深得百姓喜爱。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。当代的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，于是，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“上镜率”最高的大臣之一（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）。在剧作家的安排下，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，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，经常弄巧成拙，想算计人反遭算计。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、又有点无可奈何。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，他是智慧的化身，也是正义的化身，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，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。其实，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，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、选官标准。
在封建社会，选官向来是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作为首要条件的。所谓身，即形体，需要五官端正，仪表堂堂，否则难立官威。所谓言，即口齿清楚，语言明晰，否则有碍治事。所谓书，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，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。所谓判，即思维敏捷，审判明断，不然便会误事害人。
在这四条标准之中，“身”居首位，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观瞻所系，不能不特别强调。
刘墉系科甲出身，必在“身言书判”四方面合格，方可顺利过关。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刘墉不会是“罗锅儿”。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，就曾在《北京晚报》上专门撰文《刘墉绰号“罗锅”考》，指出过这一点。
还有一个旁证，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。按照当时制度，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，还可以应“大挑”一科。这一科不考文章，只论相貌，标准是“同田贯日身甲气由”八个字，以字形喻体形、相貌。“同”指长方脸，“田”指四方脸，“贯”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，“日”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。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，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；“身”指身体不正，“甲”指头大身子小，“气”指一肩高耸，“由”指头小身子大。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，沾上一个就会落选。可见，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，所以，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，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。
当然，“刘罗锅”的称号，也事出有因。史书上记载，嘉庆帝曾称刘墉为“刘驼子”，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。不过，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，难免会驼背弯腰，这就很可以理解了。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“罗锅”，那就不准确了。
可见，从形象言之，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。那么，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，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，不畏权势，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，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？
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，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。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，祖父刘棨（qǐ）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，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，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，为官清廉果敢，乾隆帝说他“遇事既神敏，秉性复刚劲，得古大臣风，终身不失正”。
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、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，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。直到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，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，并获进士出身，旋改翰林院庶吉士。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，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，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，期满考试合格者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，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，号称“清贵”，“有清一代宰辅，多由此选”。而且，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“文”字，则必须是翰林出身。所以，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。应当说，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。
精干有为，任职四方
从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开始，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，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主要做地方官，由学政、知府，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。在做地方官期间，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、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。对科场积弊、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，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。《诸城县志》称赞他：“砥砺风节，正身率属，自为学政知府时，即谢绝馈贿，一介不取，遇事敢为，无所顾忌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。”同时，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，查，兴文字狱，捉拿会党，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。
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。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，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，独立开展各项事务，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，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。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，反映地方情况，吏治民风。
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，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，其中有“海岱高门第，瀛洲新翰林”之句，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、有所建树。在出任江苏学政前，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，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。刘墉也不辱使命，很是严肃认真。据清人笔记记载：“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，严肃峻厉，人多畏惮。”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，相隔近20年，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，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。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，因为把关严格，使得许多想以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。
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。从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中进士时算起，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。说来，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，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，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，刘墉遭株连被革职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；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，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，擢山西太原府知府。刘墉之父刘统勋，曾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，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，声誉颇佳。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，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，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。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，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，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，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，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“修书处”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。由此可见，这段时间里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“亨通”。
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，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。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，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，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。因此，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，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，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。第二年，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。
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，“颇以清介持躬，名播海内，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，至以包孝肃比之”。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《刘公案》，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、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，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，未必都是实录，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、有政声，是难得的贤能官吏。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：“初闻领丹阳，官吏齐短脰（dòu）。光风吹一年，欢风极老幼。先声将人夺，苦志将人救。抗上耸强肩，覆下纡缓袖。”意思是说，刘墉到江宁后，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，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，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。
此后，刘墉历迁江西、陕西、江苏，至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刘墉被授湖南巡抚，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，节制各镇，兼理粮饷，驻长沙，兼理军民事务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
在湖南任期内，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，盘查仓贮，勘修城垣，整顿吏治，镇压反叛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。
《清史列传》上面说他：“在任年余，盘查仓库，勘修城垣，革除坐省家人陋习，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，至筹办仓谷，开峒硝，俱察例奏请，奉旨允行。”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。《湖南通志》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，所行诸事“民以为便”。
乾隆四十七年，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，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当时和珅炙手可热，刘墉遂“委蛇其间，惟以滑稽悦容其间”。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。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，同时也是官场中人，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，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。大体说来，他任地方官、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，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，“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”；入京以后，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，擅弄威权，排斥异己，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，以滑稽模棱取容。
滑稽模棱，情非得已
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，做到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，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。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，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，更关键的是，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。
乾隆四十七年四月，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，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，下属历城、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。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，责成和珅、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。
国泰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姓富察氏。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，因此，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，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。赴山东途中，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。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，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，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。到山东历城县后，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，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，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。钱沣要求先封库，第二天彻底拆封。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“多系圆丝杂色银”，通过盘诘库吏得知，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。于是，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，“大呼曰：迟来即封贮入官矣”。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，库藏为之一空。
在这件事上，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，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很显然，刘墉支持钱沣，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。从这件事我们看到，刘墉仍不失其“刚正”。
此后的几年里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，受指责，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。乾隆五十二年初，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、曹文埴（zhí）的谈话内容，不仅受到申饬，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。
乾隆五十二年八月，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。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。
乾隆五十三年夏天，刘墉兼理国子监，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，被御史祝德麟弹劾，结果刘墉受到处分。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，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，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，时任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，降为侍郎衔，不再兼职南书房。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，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，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，才对刘墉加恩擢用。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，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，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。入京为尚书，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。我曲意优容，未加谴责，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，勤勉办事，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。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，于国则为不忠，于父则为不孝，其过失甚大，实在不能宽恕。应当说，措辞相当严厉。
乾隆五十八年，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。因为安排失当，阅卷草率，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。按规定，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。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，刘墉还是被“严行申饬”。
嘉庆元年，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，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，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。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”，并举例说，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，结果刘墉对以“尚可”。而戴本来十分庸劣，断难胜任。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，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。要他“扪心内省，益加愧励”。
嘉庆二年，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，但仍旧指责他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，行走颇懒”，并说“兹以无人，擢升此任”，可见其评价。当然，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，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。
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，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，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。清人笔记记载，一次在军机处吃饭，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，刘墉马上接口说：“但使下民无殿粪，何妨宰相有堂餐？”一座为之喷饭。
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“劣迹”，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？
我们认为，从根本上讲，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。
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：乾隆问和珅，你是做忠臣呢，还是作奸臣？和珅答，我不做忠臣，也不作奸臣，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、逗您开心的弄臣。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。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，但应当说，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。
乾隆皇帝有一个“本朝无名臣”的理论，他说，因为朝廷纲纪整肃，本朝没有名臣，也没有奸臣。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，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，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。所以，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、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。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，炫耀自己的“十全武功”，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，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，而只需要忠心办事、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。
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，和珅弄权，勾结党羽，把持朝政，排斥异己，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。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，结果反遭陷害，被革职。所以就不难明白，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，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，唯唯诺诺。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、保全自己的角度看，刘墉这样小错不断、屡遭申饬、弄得自己名誉扫地，未必不是聪明之举。
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。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，也是如此。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、旧吏来看望，他所言皆不关政治，全为诙谐之语。
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，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。乾隆皇帝聪明太过，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；乾隆皇帝好名太甚，使得大臣们只得“平庸”。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。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，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，清正廉洁地为官，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。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，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，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，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，不再顾及名声，圈地、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。老百姓意见很大，也有人向刘邦告状，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，不再追究。
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，享年86岁。去世的当天，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，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，“至晚端坐而逝”。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，刘墉死时，说他“鼻注下垂一寸有余”，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。不管怎样，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，寿终正寝，功德圆满。
乾隆、刘墉、和珅、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“欢喜冤家”，或是乾隆、刘墉、和珅一组，或是乾隆、纪晓岚、和珅一组。历史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？
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，民间有很多传说，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，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。还有“和珅使坏，刘墉参万岁”的传说，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《官场斗》。总之，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，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。当然，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，也不可能发生，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。那么，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？
上文已经说过，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，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。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，所以，总的看，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。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，乾隆都有诗相赠，可见关注与期许。后来，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，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。
当然，刘墉作为官场中人，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。乾隆四十二年秋天，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《御制府》、《全韵诗》，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，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。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，此后一段时间里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。
刘墉入朝为官后，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、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，但官位还算平稳。据说，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“争大宝”之事。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，临当受贺时，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，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，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。“半日力争，卒得大宝而出，始行贺礼”。如果此记载属实，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“劲直”之风，并非一味模棱。同时也隐约看出，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，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。
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，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、水火难容。的确，刘墉并不阿附和珅，而基本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。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，“和珅专权数十年，内外诸臣，无不趋走，惟王杰、刘墉、董诰、朱珪、纪昀、铁保、玉保等诸人，终不依附。”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，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，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，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，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乾隆帝“龙驭上宾”之后，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乾隆帝死后的次日，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、九门提督等职务，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，入内当值，以供随时咨询。随后，各省督抚及给事中，纷纷上章弹劾和珅，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。不过，刘墉等人建议，和珅虽然罪大恶极，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，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，请从次律，即赐令自尽，保其全尸。
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，避免案件扩大化，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，妥善做好善后事宜。结果，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，嘉庆帝发布上谕，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，借以安抚人心。
和珅之案结束后，刘墉受赠太子太保，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。和珅之案的处理，颇得时人的称赞。由此也可见，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，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。
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，那么，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。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，两人有师兄、师弟之谊。大学士英和在其《恩福堂笔记》中记载，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，纪昀才思敏捷，刘墉字写得很好，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。比如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”，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，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。纪昀去世后，刘墉即将其写下来，作为挽联相赠。
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，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，还特意在上面题识：纪昀喜欢我的黻（fú）文砚，因而我把它送给他，而书之以铭文，“石理缜密石骨刚，赠都御史写奏章，此翁此砚真相当”。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。蒋师瀹（yuè）也题此砚说：
城南多少贵人居，歌舞繁华锦不如。
谁见空斋评砚史，白头相对两尚书。
嘉庆八年（1803），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，称：“送上古砚一方，领取韩稿一部。砚乃朴茂沉郁之格，譬之文格，为如此也。”纪昀也记载到：刘墉送我砚一方，左侧有“鹤山”字，认为是宋代的东西，但我并不以为然。但刘墉又说，“专诸巷所依托，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。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？”大意是说，仿照宋代的古董，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、米芾等人的东西，怎么会冒魏了翁的名号呢？纪昀承认，刘墉所言，“是或一说矣”。
嘉庆九年，刘墉去世享年85岁。卒后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清，入祀贤良祠，谕祭葬。
刘墉是罗锅吗？
科比81分记录或不保！比尔火力全开，三节57分创神迹
让许多人为之感到紧张的NBA常规赛核心环节终于到来。一直不太被看好的奇才队在与76人队对决的过程中，奇才队的“领袖”比尔竟在现场火力全开，仅仅使用三节就拿到了五十七分的高分。这一高分不仅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奇迹，对于整个奇才队更为之振奋。
赛事不过进行到上半场，比尔似乎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状态，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变得很好。半场就拿下了三十二分，当时让所有人都已经感到吃惊了。这样的成绩，给奇才队的其他球员无疑鼓足了勇气。比尔的半场三十二分，刷新了原来库里半场三十一分的记录。
除了这些，比尔还在十六次投篮中投中了十一次，三分球中投五次中四次，在七次罚球中投中了六次。这样的成绩再加上半场总体三十二分，绝对是锦上添花。在这场比赛中，似乎比尔早有充足的准备，把身体中能够发掘的潜力在这几场比赛中都爆发出来了。
不过最紧要的还是比尔一个人撑起了奇才队，这才让他自己不得不全场火力全开，否则面临的就是被敌手打败。在比尔火力全开的过程中，对手76人队也不甘示弱。恩比德、小库里等实力球员，纷纷在努力将局面挽回。
对于比尔来说，最吃亏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实力相当的球员来进行配合。即便是他在努力给球队创造好的开始，但如果这场比赛是他一个人的奋斗，走到最后还是会很疲劳的。众多人都看着比尔比赛的势头，认为他在后面的比赛中或有可能刷新科比81分的记录，最后祝愿他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带领球队拿下好成绩。
有谁知道康熙的十三子胤祥的生平事迹？全部的！求大神帮助
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“刘罗锅儿”，因为他为官“忠君、爱民、清廉”，深得百姓喜爱。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。当代的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，于是，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“上镜率”最高的大臣之一（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）。在剧作家的安排下，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，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，经常弄巧成拙，想算计人反遭算计。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、又有点无可奈何。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，他是智慧的化身，也是正义的化身，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，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。其实，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，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、选官标准。
在封建社会，选官向来是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作为首要条件的。所谓身，即形体，需要五官端正，仪表堂堂，否则难立官威。所谓言，即口齿清楚，语言明晰，否则有碍治事。所谓书，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，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。所谓判，即思维敏捷，审判明断，不然便会误事害人。
在这四条标准之中，“身”居首位，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观瞻所系，不能不特别强调。
刘墉系科甲出身，必在“身言书判”四方面合格，方可顺利过关。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刘墉不会是“罗锅儿”。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，就曾在《北京晚报》上专门撰文《刘墉绰号“罗锅”考》，指出过这一点。
还有一个旁证，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。按照当时制度，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，还可以应“大挑”一科。这一科不考文章，只论相貌，标准是“同田贯日身甲气由”八个字，以字形喻体形、相貌。“同”指长方脸，“田”指四方脸，“贯”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，“日”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。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，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；“身”指身体不正，“甲”指头大身子小，“气”指一肩高耸，“由”指头小身子大。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，沾上一个就会落选。可见，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，所以，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，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。
当然，“刘罗锅”的称号，也事出有因。史书上记载，嘉庆帝曾称刘墉为“刘驼子”，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。不过，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，难免会驼背弯腰，这就很可以理解了。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“罗锅”，那就不准确了。
可见，从形象言之，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。那么，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，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，不畏权势，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，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？
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，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。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，祖父刘棨（qǐ）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，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，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，为官清廉果敢，乾隆帝说他“遇事既神敏，秉性复刚劲，得古大臣风，终身不失正”。
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、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，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，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。直到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，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，并获进士出身，旋改翰林院庶吉士。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，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，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，期满考试合格者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，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，号称“清贵”，“有清一代宰辅，多由此选”。而且，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“文”字，则必须是翰林出身。所以，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。应当说，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。
精干有为，任职四方
从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开始，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，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主要做地方官，由学政、知府，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。在做地方官期间，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、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。对科场积弊、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，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。《诸城县志》称赞他：“砥砺风节，正身率属，自为学政知府时，即谢绝馈贿，一介不取，遇事敢为，无所顾忌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。”同时，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，查，兴文字狱，捉拿会党，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。
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。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，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，独立开展各项事务，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，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。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，反映地方情况，吏治民风。
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，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，其中有“海岱高门第，瀛洲新翰林”之句，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、有所建树。在出任江苏学政前，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，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。刘墉也不辱使命，很是严肃认真。据清人笔记记载：“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，严肃峻厉，人多畏惮。”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，相隔近20年，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，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。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，因为把关严格，使得许多想以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。
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。从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中进士时算起，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。说来，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，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，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，刘墉遭株连被革职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；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，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，擢山西太原府知府。刘墉之父刘统勋，曾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，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，声誉颇佳。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，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，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。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，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，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，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，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“修书处”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。由此可见，这段时间里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“亨通”。
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，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。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，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，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。因此，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，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，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。第二年，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。
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，“颇以清介持躬，名播海内，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，至以包孝肃比之”。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《刘公案》，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、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，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，未必都是实录，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、有政声，是难得的贤能官吏。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：“初闻领丹阳，官吏齐短脰（dòu）。光风吹一年，欢风极老幼。先声将人夺，苦志将人救。抗上耸强肩，覆下纡缓袖。”意思是说，刘墉到江宁后，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，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，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。
此后，刘墉历迁江西、陕西、江苏，至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刘墉被授湖南巡抚，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，节制各镇，兼理粮饷，驻长沙，兼理军民事务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
在湖南任期内，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，盘查仓贮，勘修城垣，整顿吏治，镇压反叛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。
《清史列传》上面说他：“在任年余，盘查仓库，勘修城垣，革除坐省家人陋习，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，至筹办仓谷，开峒硝，俱察例奏请，奉旨允行。”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。《湖南通志》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，所行诸事“民以为便”。
乾隆四十七年，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，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当时和珅炙手可热，刘墉遂“委蛇其间，惟以滑稽悦容其间”。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。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，同时也是官场中人，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，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。大体说来，他任地方官、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，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，“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”；入京以后，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，擅弄威权，排斥异己，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，以滑稽模棱取容。
滑稽模棱，情非得已
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，做到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，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。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，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，更关键的是，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。
乾隆四十七年四月，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，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，下属历城、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。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，责成和珅、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。
国泰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姓富察氏。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，因此，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，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。赴山东途中，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。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，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，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。到山东历城县后，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，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，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。钱沣要求先封库，第二天彻底拆封。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“多系圆丝杂色银”，通过盘诘库吏得知，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。于是，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，“大呼曰：迟来即封贮入官矣”。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，库藏为之一空。
在这件事上，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，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很显然，刘墉支持钱沣，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。从这件事我们看到，刘墉仍不失其“刚正”。
此后的几年里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，受指责，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。乾隆五十二年初，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、曹文埴（zhí）的谈话内容，不仅受到申饬，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。
乾隆五十二年八月，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。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。
乾隆五十三年夏天，刘墉兼理国子监，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，被御史祝德麟弹劾，结果刘墉受到处分。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，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，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，时任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，降为侍郎衔，不再兼职南书房。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，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，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，才对刘墉加恩擢用。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，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，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。入京为尚书，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。我曲意优容，未加谴责，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，勤勉办事，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。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，于国则为不忠，于父则为不孝，其过失甚大，实在不能宽恕。应当说，措辞相当严厉。
乾隆五十八年，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。因为安排失当，阅卷草率，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。按规定，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。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，刘墉还是被“严行申饬”。
嘉庆元年，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，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，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。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”，并举例说，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，结果刘墉对以“尚可”。而戴本来十分庸劣，断难胜任。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，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。要他“扪心内省，益加愧励”。
嘉庆二年，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，但仍旧指责他“向来不肯实心任事，行走颇懒”，并说“兹以无人，擢升此任”，可见其评价。当然，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，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。
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，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，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。清人笔记记载，一次在军机处吃饭，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，刘墉马上接口说：“但使下民无殿粪，何妨宰相有堂餐？”一座为之喷饭。
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“劣迹”，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？
我们认为，从根本上讲，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。
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：乾隆问和珅，你是做忠臣呢，还是作奸臣？和珅答，我不做忠臣，也不作奸臣，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、逗您开心的弄臣。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。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，但应当说，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。
乾隆皇帝有一个“本朝无名臣”的理论，他说，因为朝廷纲纪整肃，本朝没有名臣，也没有奸臣。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，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，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。所以，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、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。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，炫耀自己的“十全武功”，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，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，而只需要忠心办事、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。
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，和珅弄权，勾结党羽，把持朝政，排斥异己，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。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，结果反遭陷害，被革职。所以就不难明白，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，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，唯唯诺诺。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、保全自己的角度看，刘墉这样小错不断、屡遭申饬、弄得自己名誉扫地，未必不是聪明之举。
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。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，也是如此。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、旧吏来看望，他所言皆不关政治，全为诙谐之语。
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，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。乾隆皇帝聪明太过，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；乾隆皇帝好名太甚，使得大臣们只得“平庸”。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。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，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，清正廉洁地为官，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。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，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，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，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，不再顾及名声，圈地、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。老百姓意见很大，也有人向刘邦告状，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，不再追究。
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，享年86岁。去世的当天，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，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，“至晚端坐而逝”。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，刘墉死时，说他“鼻注下垂一寸有余”，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。不管怎样，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，寿终正寝，功德圆满。
乾隆、刘墉、和珅、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“欢喜冤家”，或是乾隆、刘墉、和珅一组，或是乾隆、纪晓岚、和珅一组。历史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？
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，民间有很多传说，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，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。还有“和珅使坏，刘墉参万岁”的传说，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《官场斗》。总之，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，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。当然，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，也不可能发生，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。那么，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？
上文已经说过，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，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。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，所以，总的看，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。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，乾隆都有诗相赠，可见关注与期许。后来，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，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。
当然，刘墉作为官场中人，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。乾隆四十二年秋天，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《御制府》、《全韵诗》，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，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。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，此后一段时间里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。
刘墉入朝为官后，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、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，但官位还算平稳。据说，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“争大宝”之事。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，临当受贺时，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，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，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。“半日力争，卒得大宝而出，始行贺礼”。如果此记载属实，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“劲直”之风，并非一味模棱。同时也隐约看出，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，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。
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，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、水火难容。的确，刘墉并不阿附和珅，而基本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。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，“和珅专权数十年，内外诸臣，无不趋走，惟王杰、刘墉、董诰、朱珪、纪昀、铁保、玉保等诸人，终不依附。”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，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，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，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，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乾隆帝“龙驭上宾”之后，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乾隆帝死后的次日，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、九门提督等职务，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，入内当值，以供随时咨询。随后，各省督抚及给事中，纷纷上章弹劾和珅，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。不过，刘墉等人建议，和珅虽然罪大恶极，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，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，请从次律，即赐令自尽，保其全尸。
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，避免案件扩大化，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，妥善做好善后事宜。结果，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，嘉庆帝发布上谕，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，借以安抚人心。
和珅之案结束后，刘墉受赠太子太保，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。和珅之案的处理，颇得时人的称赞。由此也可见，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，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。
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，那么，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。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，两人有师兄、师弟之谊。大学士英和在其《恩福堂笔记》中记载，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，纪昀才思敏捷，刘墉字写得很好，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。比如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”，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，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。纪昀去世后，刘墉即将其写下来，作为挽联相赠。
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，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，还特意在上面题识：纪昀喜欢我的黻（fú）文砚，因而我把它送给他，而书之以铭文，“石理缜密石骨刚，赠都御史写奏章，此翁此砚真相当”。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。蒋师瀹（yuè）也题此砚说：
城南多少贵人居，歌舞繁华锦不如。
谁见空斋评砚史，白头相对两尚书。
嘉庆八年（1803），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，称：“送上古砚一方，领取韩稿一部。砚乃朴茂沉郁之格，譬之文格，为如此也。”纪昀也记载到：刘墉送我砚一方，左侧有“鹤山”字，认为是宋代的东西，但我并不以为然。但刘墉又说，“专诸巷所依托，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。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？”大意是说，仿照宋代的古董，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、米芾等人的东西，怎么会冒魏了翁的名号呢？纪昀承认，刘墉所言，“是或一说矣”。
嘉庆九年，刘墉去世享年85岁。卒后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清，入祀贤良祠，谕祭葬。
爱新觉罗·胤祥(1686—1730)，清康熙帝第十三子（实为22子），满洲正蓝旗人，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，努尔哈赤裔孙。弟兄间，惟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。胤禛继位，即封为和硕怡亲王，总理朝政，又出任议政大臣，处理重大政务。 简介 胤禛念国储关系民生，即位不久，命领户部，管理三库事务。他以“国家休养生息，民康物阜”为务，针对前朝财政积弊，清理天下赋税，稽核出纳，量入为出，致府库充盈，国用日裕。天下浮粮，害民甚剧，在胤禛支持下，竭力剔除，仅江南之苏、松，浙江之嘉、湖，江西之南昌，通计每年减除60多万两，直省正供蠲免多达数百万两。 三年(1725)，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，将直隶分作四区，区设专官，负责疏浚河渠，筑堤置闸，区分疆亩，经划沟腾，千里之内，沮洳污菜，都化作良田。江南水道，多致浅塞，因其倡导兴修，数十州县，河流畅通，几千顷良田，悉获灌溉之利。因官吏征求、苛索，两淮盐政一直不振，自总理户部，便力加整饰，取消一切浮费，由此商力日苏，盐务渐见起色。 七年(1729)，准噶尔部策妄阿刺布坦、噶尔丹策零父子叛清，朝廷决定对西北两路用兵，奉命参与帷幄，筹划建立军机处，出任首席军机大臣，全权筹措兵马粮草以及各类军需之转输。以所领度之储备充足，调度得宜，而屡博奖谕。 一心济人利物，为国为民。经其奏准，宽免了雍正三年以前天下“积逋”，恢复了一切“诖误”。存心忠厚，听断公明。曾奉命讯鞫大案，审讯中，不用重刑，坚持以诚感人，以理服人，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，虽涉及人众，而不株连无辜，使数十件大狱，件件处理平允。 精于骑射，每发必中。诗词翰墨，皆工敏清新，可惜遗存甚少。临危不惧，猝变不惊，曾随康熙围猎，猛虎突出林间，张牙舞爪，直面扑来，面不改色，从容操刀，一击而毙，见者无不称其“神勇”。他如汉侍卫之管理，守卫圆明园八旗禁兵之督领，养心殿用物制作，雍邸事务，诸皇子事务，雍正陵寝，凡宫中府中，事无巨细，皆其一人筹划料理，而且“无不精详妥协”，甚合皇上心意。 莅事八载，精白一心，从不居功，又极谦抑，如此事君，皇上待他也非寻常，死後令享太庙，谥号曰“贤”，以褒众美，并以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”八字，冠於谥法之上，以示宠褒。还特於奉天、直隶、江南、浙江各建祠宇，以昭崇报。 [编辑本段]胤祥年表 康熙二十五年(1686)——十月初一日辰时生（阳历11月16日）。“诗文翰墨，皆工敏清新”，“精于骑射，发必命中，驰骤如飞”。 康熙三十七年(1698)——从玄烨谒陵，自此出游皆从。 康熙末年——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激烈，始终支持胤禛。 康熙六十一年(1722)——玄烨去世，胤禛即皇帝位，封其为怡亲王，并命其总理户部三库，自此即全力辅佐风根治理国家，胤禛亦对其十分信任。 十一月：康熙帝不豫，还驻畅春园。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。病逝。即夕移入大内发丧。遗诏皇四子胤禛继位，是谓雍正帝。遗诏真伪，引发继位之谜。以贝勒胤禩、皇十三子胤祥，大学士马齐、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王大臣。召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。诚亲王允祉上疏，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。 十二月：封允禩为廉亲王，授理藩院尚书，允祥为怡亲王，允祹为履郡王，已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为理郡王，以隆科多为吏部尚书。宜太妃称病坐四人软榻见雍正帝而受训斥。始授太监官级，定五品总管一人，五品太监三人，六品太监二人。更定历代帝王庙祀典，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书尚为竣事，宜速举渊通之士编辑成书。 雍正元年 (1723)——赐增护卫，四月命其总理户部事，请减江南赋税浮粮，苏州岁30万两，松江l5万两，又减浙江之嘉兴、湖州、江西之南昌之浮粮，每岁通计减6l万两。 “设六品库掌一人、奏准造辧処立库...増设六品库掌三人、八品催総九人、笔帖式八人。”和硕怡亲王、交理総理事务...“军务机宜度支出纳与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内府中、巨细皆王一人経尽料理。” 正月初九日：怡亲王交红玻璃烧珐琅油娄式鼻烟壶一件。 二月十三日：怡亲王交定磁小瓶一件（乌木座），嘉窑小扁磁盒一件，官窑花瓶一件，竹节式磁壶一件，定磁炉一件。王谕：俱著唐英照样画样。遵此。《玉作，牙作》 二月十四日：怡亲王交官窑磁瓶一件。王谕：交唐英画样。遵此。《玉作，牙作》 二月二十三日：郎中保德交珐琅红磁锺大小十六件，奉怡亲王谕：著暂且放著。尊此。《珐琅作》 十一月二十六日：六品官阿蓝泰来说，为慈宁宫画画人等散懒滑随事，启怡亲王。奉王谕：著沈瑜，照唐英例，每日稽查伊等，如有不来者即行启我知道。《记事杂录》 雍正二年(1724)——因功增亲军。 二月初四日：怡亲王交填白酒杯五件、内二件有暗龙、奉旨此杯焼珐琅、钦此、於二月二十三日焼破二件、総管太监启知怡亲王。奉王谕：其馀三件尔等小心焼造。遵此、於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珐琅酒杯三件、怡亲王呈进。《珐琅作》 十二月初五日：怡亲王交磁胎烧金珐琅有靶盖碗六件......。《木作》 雍正三年——因其总理户部事务谨慎忠诚，复加封郡王，任其在诸子中指封，并加俸银万两。是年，京畿被水，十二月命其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。 三年(1725)，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，将直隶分作四区，区设专官，负责疏浚河渠，筑堤置闸，区分疆亩，经划沟腾，千里之内，沮洳污菜，都化作良田。江南水道，多致浅塞，因其倡导兴修，数十州县，河流畅通，几千顷良田，悉获灌溉之利。因官吏征求、苛索，两淮盐政一直不振，自总理户部，便力加整饰，取消一切浮费，由此商力日苏，盐务渐见起色。《爱新觉罗家族全书》 正月二十日：郎中保德交定窰甜瓜壷一件，奉怡亲王谕：俟我来时再说。遵此。於二十二日，海望将此壷交珐琅作催総张自成持去，着仿此壷様做木様。记此。 九月十三日：员外郎海望，启怡亲王：八月内做磁器匠人倶送回江西，惟画磁器人宋三吉，情愿在里辺効力当差，我等着在珐琅処画珐琅活计、试手芸甚好。奉王谕：尓等即着宋三吉在珐琅処行走、以後伺我得闲之时、将宋三吉帯来见我。如其果然手芸精工、行走勤慎、不独此処给他銭粮食用、并行文该地方给他养家银両。记此。 雍正四年(1726)——疏言兴修、疏浚河渠，筑堤置闸，区分疆畮，经画沟塍，分直隶诸河为四局。 正月初二日：郎中保德，员外郎海望奉怡亲王谕：著员外郎沈瑜管理造办事务。遵此。《记事录》 雍正五年(1727)——特赐御书“忠敬、诚直、勤慎、廉明”扁额。 八月三十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：郎中海望为造辧処无写篆字的人、启怡亲王今有写宋字人徐同正会写篆字，人亦老実，欲给徐同正工食食用，今其在造辧処効力行走等语。奉王谕：尓等酌量料理。遵此．本日郎中海望、员外郎沈瑜，同议得毎月给徐同正工食银五両。记此。 雍正六年(1728)——正月初九日：应招募匠艺人十三名。内务府员外郎沈瑜，唐英启怡亲王，拟定每月所食钱粮银一两，再月米折银一两，每月每人共给银二两，用造办处银两发给。怡亲王谕：准行。《记事杂录》 正月十二日：郎中海望启称：造办处承造活计领取银两等事，关系甚重，祈加派官员画押办事。怡亲王谕：著员外郎唐英画押办事。《记事杂录》 二月二十二日：栢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：著焼炼珐琅、遵此。 於本日员外郎沈瑜，唐英：说此系怡亲王著试焼珐琅料所用銭粮物料、叧记一档，以待试炼完时，再行启明入档。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。 三月十九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：著传催总刘三九领催白老格带好手艺铜匠等，各带小式家伙，画珐琅人谭荣好手艺家内大器匠一名，带铜叶珐琅材料赴圆名园来。遵此。《杂录》 七月初九日：怡亲王交年希尭送来...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一名。 七月十一日：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、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有痨病、已逓过呈子数次、求回広调养、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、今病渐至沈重。王谕：着他回去吧！ 七月十二日：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：将此料収在造辧処做様，俟焼玻璃时照此様着宋七格到玻璃厂毎様焼三百斤用，再焼珐琅片时背后倶落记号。闻得西洋人说：珐琅调色用多尓门油，尓着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査，如有，俟画‘上用′小珐琅片时用此油．造辧処収贮的料内，月白色、松花色有多少数目？尓等査明回我知道，给年希尭焼瓷用。 七月十二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、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：月白色、白色、**、绿色、深亮绿色、浅蓝色、松**、浅亮绿色、黒色，以上共九様。旧西洋珐琅料：月白色、**、绿色、深亮蓝色、浅蓝色、松**、深亮绿色、黒色以上共八様。新炼珐琅料：月白色、白色、**、浅绿色、亮青色、蓝色、松绿色、亮绿色、黒色，共九様。新増珐琅料：软白色、香色、淡松**、藕荷色、浅绿色、醤色、深葡萄色、青铜色、松草色，以上共九様，给年希尭焼瓷用。 七月十四日：於七月十四日、査得武英殿露房旧存収贮多尓门油十六斤十両二銭。西洋国来使麦德罗进的多尓门油四半瓶，连瓶浄重十二斤四両。丛蒋家房抄来的多尓门油一瓶，连瓶浄重一斤四両、共三十斤二両二銭。於七月十七日写摺启知怡亲王。奉王谕：着拿一小瓶试看。遵此。 七月十五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：柏唐阿黒达子持来，画珐琅人南匠谭荣具呈红纸摺一件、奉怡亲王谕：着照红纸摺内所开房屋数目査明、向房库人员说租给谭荣居住。遵此。 七月二十四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柏唐阿邓八格来说怡亲王谕：将造办处收贮的里外素白釉或茶圆或酒圆选薄些的拿四，五件来。遵此。 于二十五日，将珐琅处收贮填白暗寿字茶圆五十一件内选得六件，填白暗龙酒圆四十一件内选得六件，柏唐阿赵老格持赴怡亲王花园交柏唐阿宋七格收讫。《珐琅作》 七月二十六日：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：造办处收贮的白磁有釉无釉锺碗有多少件，再磁器库里收贮的有多少件，俱将数目查明送来。遵此。《记事录》 秋八月：怡亲王宣圣命，唐英著内务府员外郎衔，驻景德镇御窑厂，佐理陶务，充驻厂协理官。十月抵景德镇。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尭总理陶务。《陶人心语》置题幕友画诗「雨窓题呉尭圃画山水歌」。 八月二十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：八月十九日，郎中海望启称珐琅处画珐琅人林朝楷因身病告回广，前六月内已经回明。奉王谕：准其回广在案，今又具呈称林朝楷来时，原系广东总督送来之人，蒙皇上赏赐伊本地安家银两。今若不知会总督，惟恐林朝楷在广难以居住。故此求转启王爷知会等语。奉怡亲王谕：王必行文知会，而将总督家人传来，说我的话带信与总督知道。今造办处画珐琅人林朝楷系有用之人，因身病告回广养病，将伊送回广东。到广之日，将伊本地所食安家银两暂行停止，俟伊病好，照旧著人将伊送上京来时，将伊所食安家银两再行发给。遵此。 九月初二日：首领太监呉书来说、奉怡亲王谕：今配焼珐琅用的红料、将玻璃厂的柏唐阿着呉书挑选二名学配红料。遵此。 雍正七年(1729)——因准噶尔部窜扰边陲，六月，命其办理西北两路军机。十月，叙协赞功待诏增仪仗一倍。 七年(1729)，准噶尔部策妄阿刺布坦、噶尔丹策零父子叛清，朝廷决定对西北两路用兵，奉命参与帷幄，筹划建立军机处，出任首席军机大臣，全权筹措兵马粮草以及各类军需之转输。以所领度之储备充足，调度得宜，而屡博奖谕。《爱新觉罗家族全书》 二月十九日：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、系年希尭焼造。郎中海望奉王谕：著収起。遵此。 三月二十日：郎中海望持出白定磁小瓶一件。奉旨：比此瓶大些的小些的，或官釉，或别样釉水，照此样交怡亲王，著年希尭做些。钦此。《记事录》 三月二十日：郎中海望持出白地青龙嘉窑碗一件。奉旨：著查里边磁器，如有此样碗，即不必多烧造，如若无，将此碗交怡亲王，著年希尭照此款式烧造些来。其花样不是甚好，著另改花样，碗底不必做腆心。钦此。《记事录》 闰七月初九日：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八日怡亲王交年希尭送来画珐琅人周岳、呉大琦二名。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一名（并二人籍贯小摺一件），细竹画笔二百枝，土黄料三斤十二两，雪白料三斤四两，大绿一斤，白炼樊红一斤，白炼黑钧料八两（随小摺一件）。郎中海望奉王谕：著将珐琅料收著有用处用，其周岳等三人著在珐琅处行走。遵此。 於本月初十日、将年希尭送来画珐琅人三名所食工银一事，郎中海望启怡亲王，奉王谕：暂且着年希尭家养着、俟试准时再定。遵此。《珐琅作》 十月初三日：怡亲王府総管太监张瑞、交来年希尭処送来匠人摺一件、内开画画人汤振基、戴恒、余秀、焦国兪等四名。《记事录》 雍正八年(1730)——五月初四日（阳历6月18日）去世，时年45岁。诏复其名为胤祥，配享太庙。六月谥号贤，并命将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”八字冠于贤字上。又命入把京师贤良词。 五月：雍正八年庚戌五月初四日午刻，康熙皇帝第十三子、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·胤祥卒，年四十有五，诏复其名上字为胤，配享太庙雍正帝亲临其丧，谥曰“贤”，配享太庙。诏令怡亲王名仍书原“胤”祥。六月：赐怡贤亲王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”八字加于谥上。 八月：命怡亲王子弘晓袭封亲王，弘皎别封郡王，均世袭。建贤良祠，以怡亲王允祥功勋卓著而奉为首位。设立军机处。 乾隆十九年(1754)——九月诏入盛京贤王祠。 乾隆三十九年(1774)——诏以其爵位世袭罔替。 [编辑本段]胤祥后人 子嗣：有子9人，有封爵者5人，即长子弘昌封贝子后晋贝勒。 第一女郡主，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月初十日寅时生，母为侧福晋瓜尔佳氏阿哈占之女；康熙六十年辛丑五月，嫁精奇哩氏萨克慎；郡主乾隆四十一年壬午正月初五日午时卒，年七十四岁。 第一子已革贝勒弘昌，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十六日子时生，母侧福晋瓜尔佳氏，郎中阿哈占之女；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四月二十一日戌时卒，年六十六岁。嫡妻纳喇氏，骑都尉色尔敏之女；继妻博尔济吉特氏，步军统译阿齐图之女；妾宋氏，三格之女；妾孙氏，桑格之女；妾李氏，李住之女。五子：长子永宣（出继），次子未有名，三子永昆，四子三等侍卫永崇，五子永良。 第二女郡主，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三月十八日申时生，母为嫡福晋兆佳氏；雍正元年癸卯正月，嫁伊尔根觉罗氏福僧格；郡主雍正四年丙午三月三日寅时卒，年二十岁。 第二子未有名。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十月初一日丑时生，母庶福晋石佳氏，领催庄格之女；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二月二十日亥时卒，年二岁。 第三女，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月二十四日酉时生，母为侧福晋富察氏僧格之女；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卒，年二岁。 第三子多罗贝勒品级弘暾，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丑时生，母嫡福晋兆佳氏，尚书马尔汉之女；雍正六年戊申七月二十日辰时卒，年十九岁。嫡夫人富察氏，佐领福庆之女。三子：长子（承继子）永宣，次子（承继子）多罗贝勒永喜，三子（承继子）革退二等侍卫永蔓。 第四子多罗宁良郡王弘晈（jiǎo ），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五月二十五日辰时生，母嫡福晋兆佳氏，尚书马尔汉之女；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八月十四日丑时薨，年五十二岁。嫡福晋西林觉罗氏，中书卓林泰之女；继福晋纳喇氏，大学士查郎阿之女；妾定氏，保住之女。二子：长子多罗贝勒永喜（出继），次子追封和硕怡亲王永福。 第四女和硕和惠公主，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月初十日寅时生，母为嫡福晋兆佳氏，与第二女同母；雍正初，抚养宫中。七年己酉，年十六。十二月，下嫁喀尔喀博尔济锦氏多尔济塞布腾，封今位号。九年辛亥十月初三日戌刻卒，年十八岁，额附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卒。 第五子弘[日兄]，康熙五十五年丙申正月初七日寅时生，母嫡福晋兆佳氏，尚书马尔汉之女；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正月初五日申时卒，年七岁。 第六子多罗贝勒品级弘昑（qǐn），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八月初九日卯时生，母侧福晋乌苏氏，头等护卫金保之女；雍正七年己酉二月初一日未时卒，年十四岁。 第七子和硕怡亲王弘晓，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初九日丑时生，母嫡福晋兆佳氏，尚书马尔汉之女；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月十五日未时薨，年五十七岁。嫡福晋李佳氏，三等伯赫格之女；继福晋佟佳氏，都统长盛之女；侧福晋金氏，领侍卫内大臣常明之女；侧福晋石氏，石中玉之女；侧福晋伊尔根觉罗氏，典卫克星额之女；妾徐氏，典卫徐国秀之女；妾祥氏，九达色之女；妾马氏，马图赫之女；妾巴雅拉氏，笔帖式才保之女。九子：长子镇国将军永杭，次子和硕怡恭亲王永琅，三子未有名，四子永蔓，五子示有名，六子未有名，七子未有名，八子辅国将军永迈，九子永和。 第八子绶恩，雍正三年乙巳九月初七日丑时生，母嫡福晋兆佳氏，尚书马尔汉之女；雍正五年丁未七月十一月寅时卒，年三岁。 第九子阿穆瑚琅，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初五日申时生，母庶福晋纳喇氏，轻车都尉吴尔敦之女；雍正五年丁未闰三月十五日午时卒，年二岁。